廖德凯  

　　近日，有学者建议在刑法中制定“见死不救”罪，实行分类处罚，以惩罚那些眼见他人陷入险境，自己有责任救助或有能力救助而袖手旁观的人(《重庆晨报》4月24日)。
　　此建议固然包含了对重塑社会道德的良苦用心，但是，法律属于道德的最底层，它的首要功能是惩戒和规范人们的行为。特别是刑法，目的是让人们对某些事情“不能去做”，实现一种禁止性功效；而不是要求人们“必须去做”，去设定一些难以认定的义务。
　　追究法律责任讲究个体与行为的对接，也就是说，要明确一个行为特定的实施对象，如甲被杀了，乙是实施这一行为的确定的主体，这就实现了乙和甲被杀之间的直接联系。而见死不救罪是否可以实现这种对接呢？显然不能。如何确定自己确实是有能力救助的？如何认定当事人的主观意愿？如何在一群旁观者中确定谁有责任？总之，这些都是在实践中无法予以明确的，自然无法实现行为与结果的对接。
　　更关键的是，刑法应当把注意力放到禁止行为人的积极作为上，而不是预设义务，那不是刑法的任务。旁观者出于各种因素的考虑，对他人陷入险境而不救，这种消极态度，固然为道德所不齿，却难以用法律进行惩罚。刑法要求的是公民对某些危害社会的行为“不能去做”，而不能要求公民在某一事件发生之后“必须去管”，这种预设的刑事义务，使刑法负载了太多的道德评判功能，并不利于刑法社会功能的实现。
　　也就是说，法律对于禁止性的行为，自然可以对违反者进行刑事处罚；但对于要求他人去做的行为，却只能以鼓励条款进行引导和提倡。这是符合社会生活实际的。当然，如果是行为人本身具有相应的职责，在某一事件发生之时袖手旁观，则又另当别论。
　　因此，对于见死不救的袖手旁观者，不能预设刑事义务来进行约束，而只能以奖励政策进行引导。如果凡事都将刑事处罚作为解决问题的终极手段，不仅违背了刑法的谦抑性原则，而且会使公民在社会生活之中，身处违法泥淖不能自拔，最终的结果，还是伤害了法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