随着12月10日香港高等法院再次预审龚如心遗产争夺案期限的临近，这起高达千亿元的巨额遗产之争再掀关注热潮，同时也令一直以来关于是否应开征遗产税的众说纷纭话题又起。
　　早在2005年末至2006年，内地学界曾掀起过一段是否应立法开征遗产税的热烈讨论。当时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发布了一篇名为《收入分配体制改革：一场静悄悄的革命》的报告，指出造成目前中国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收入分配链条中的重要环节———遗产税的缺失。但随后财政部的有关负责人又在公开场合表示，遗产税的开征条件尚不成熟，近期没有开征遗产税的立法计划。
　　就遗产税在我国的立法历程来看，北洋时代曾昙花一现；新中国成立后，国务院1950年《全国税政实施要则》规定要开征的14个税种中，就包括遗产税，但限于时势一直没有正式开征；1994年税制改革时，遗产税再次为人所关注，但仅开启了十几年的论争；近年来，开征遗产税的呼声一直很高，每年两会上都有不少代表和委员提出开征遗产税的建议。而2005年末至2006年初，恰恰是香港地区取消遗产税的时间。香港地区于2005年11月2日通过了《取消遗产税条例》，并于2006年2月11日生效，正式取消了遗产税。一时间，开征和不开征的两种意见针锋相对，不相高下。据中国财税法学会会长刘隆亨回忆说，1994年遗产税开征已列入相关部门的立法计划，并且讨论过很多次，拿出了立法草案。但当时财政部一句“条件未成熟”，便搁置了下来，一搁就是13年。
　　早在古埃及时代就曾出现的遗产税，无疑是世界上“古董”级的税种，近代遗产税制度则始于16世纪末的荷兰。然而，并不是只有当代中国才有是否应当开征遗产税的争论。人们都熟悉西方的一句税收名言：世界上只有两件事情是不可避免的，一是死亡，二是纳税。这句名言还有易被遗忘的下句：只有一件事情比死亡和纳税更不幸，那就是死亡与纳税相结合的产物———遗产税。可见，在世界范围内，赞成与反对开征遗产税的声音从古至今都没有停止过。
　　综合目前国内对于开征遗产税与否的两方面意见，认为开征时机未到的反对意见主要集中在这样几条：一是产权制度基础缺乏；二是技术标准难定，可能影响财富创造效率；三是中国人通常喜欢财产家传，文化上难以接受强行征收。而赞同者则认为：我国富人阶层已经出现，开征遗产税有雄厚的现实经济基础；开征遗产税可以降低贫富差距；遗产税还可激励社会赠与，促进公益事业，并且弥补个人所得税制的一些不足。
　　作为一个典型的针对特定富人阶层的税种，遗产税的制度价值本身如何，这一点对于判断是否开征遗产税以及何时开征遗产税至关重要。遗产税的要义不在于筹集财源，也不在于普遍的社会公平，而是对应于人类本性固有心理的某种符号，来反映现代政府对社会正义原则的把握。据了解，近代遗产税16世纪末出现后，直至西方普遍进入工业社会之后才得到政府的重视和采用，并且在发达国家演变到相对稳定的后工业社会过程中，起到了重要的“公正性”示范效应。而香港取消遗产税，则反映了遗产税在特定经济体中的效率损失超过了公平的政策效果，对资本流动与企业经营产生过多负面影响，是政府在效率与公平之间权衡的结果。
　　在目前备受贫富差距问题困扰的中国社会，开征遗产税从其本意上来说应该没有异议。但具体的税制设计却需要严格的标准，比如确定税目时要限制好遗产的类型；遗产征税的起征点要高，只能对那些超出继承人生活需要之外的财产征税；立法精神上应树立尊重遗产、合理对待遗产的观念。“让遗产税像消费税那样，发挥特殊调节的作用，而不是对纳税人的普遍调节”。
　　不过，讨论归讨论，在全国人大以及财政部的下一个五年财税立法计划中，均未列入遗产税这一项。看来，遗产税的开征仍还是个没有明确时间表的预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