困惑一：公司自治地位与国家干预如何协调？

　　江平讲，公司一方面是个私法主体，另一方面公司又有社会性。在私法主体这一方面来讲，公司强调自治，从社会属性来讲又强调干预。这个问题在中国尤为严重，因为中国长期以来政企不分。而这个困惑在世界上也越来越反映出来。在安然事件后，美国出台了萨班斯法案，联邦立法的强制性表现出来，但是美国有强调自治性的各州立法来协调。我国公司法刚性有余柔性不足，公司法的修改虽然增加了柔性条款和新的形式，比如允许一人公司，但到底一人公司与一般的公司有何不同，却写得不清楚。

　　江平认为，目前我国还是国家权力干预过多，在市场准入方面设立公司还有重重障碍。这就要求政府职能的变更，从管理转为服务，但这需要很长时间去完善，而现在官本位仍然严重，尤其是国企。甚至民营企业也这样，试图追求政治权力作为后盾和保护伞。公司法的修改给了公司自治的空间，允许公司设立公司章程等，但实际上，其作用还不大。

　　困惑二：公司决策的民主与集中如何把握？

　　江平进一步提出公司决策的民主与集中该如何把握的困惑。江平说，由于公司从旧企业转换而来，有很多遗留问题，“一长制”使决策与执行不分开，决策的民主与执行的集中不分开。有权力的地方都强调个人权力的集中。最近三九集团的老总被判刑，该事件可说是在中国企业管理制度上的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。他并没有侵吞国家和公司的财产，而是超越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被判刑1年零9个月，这是权力过分集中，一人做主一人说话的结果。这在国企是很普遍的现象。

　　江平建议公司首先要在治理结构上来解决决策民主的问题，设立董事会等。他说，我国在法定代表人问题上存在问题，董事长、总经理都可以成为法定代表人，但究竟法定代表人有何权限，法律却没有界定。这样容易造成决策缺乏民主。现在国企、民企都存在这样的问题，尤其是家族企业，往往缺乏民主决策和依法决策。

　　困惑三：公司的利益机制与责任机制如何配置？

　　“一开始我们就要解决企业的责、权、利问题，但我们一直没有真正建立起利益驱动机制，也缺乏责任机制”江平提出了困惑之三。

　　他认为我国进入市场经济后，公司利益机制得到加强而责任机制还是没有建立，而如何使二者相辅相成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。企业盈利了，企业应该承担什么责任？管理层应该承担什么责任？从目前情况看，一方面高管薪金增加很多，另一方面，由于其越权行为而造成公司损失的赔偿制度却没有建立起来，像三九集团的老总，并没有承担任何民事责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