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何要特别规定“律师会见不被监听”？这是因为“司法制度的基础是对抗”，但过去太多的侦查机关通过监听获得侦查线索，甚至取得“律师伪证”的所谓“证据”，这严重背离法治精神，一直广为诟病。 　　

　　显然，规定“律师会见不被监听”，有助于控辩双方平等对抗，值得期待。但对单纯修改《律师法》本身，笔者依然保持谨慎乐观。 　　

　　早在1996年5月颁布《律师法》时，我们就赋予律师“会见当事人权”、“调查取证权”、“阅卷权”，这在当时还引起国际法学界的震动，认为中国法治进程又前进了一大步。但时至10年后的今日，“会见难、阅卷难、取证难”依然成为执业律师的“三座大山”，进而阻碍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正当诉讼权利的实现。 　　

　　原因何在呢？这是因为《律师法》赋予律师的许多权利都比较原则，不具体，缺乏可操作性。用中国政法大学洪道德教授的话来说，那就是“《刑法》、《刑诉诉讼法》一些规定，才是真正导致律师权利丧失的真正原因”。 　　

　　比如，《刑法》第306条有关涉嫌伪证罪的规定，已成为律师头上的达摩利斯之剑，如今，愿意从事刑事辩护的律师越来越少。太多的事实证明，1997年修订《刑法》时加进的该条款，引发了对律师的职业报复行为，加剧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的地位失衡。 　　

　　正是如此，笔者以为，为了切实地保障律师的权利，《律师法》的修改必须同《刑法》、《刑事诉讼法》协调起来，同时，还应对限制律师执业权利的行为作出相应责任规定。否则，公检机关仍按后者的相关规定对待律师权利，《律师法》认可的律师权利，难免成为一句空话。 　　

　　道理很简单，现有的《律师法》连执业律师的“会见权”都难以保证，遑论“会见不被监听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