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鲜花掌声之中，全国的记者们内心是兴奋的，他们为这个职业感到自豪。但继续思索下去的话，记者们的自豪来之不易。在自豪的背后，是记者们所付出的艰辛和决心。

　　一名记者如何保持良好的职业道德水准，一方面依赖其自身的修养，还有赖于国家法律制度的建设和社会整体的关注。

　　从法律制度建设而言，如何确定新闻侵权的标准，如何界定记者的法律主体地位，如何完善目前新闻侵权诉讼中举证责任的规定等等；从基本素质培养而言，如何建立记者的道德长效培训机制和业务技能培训机制，关乎记者个体素养的提升和保持；从机制建设而言，如何彻底分离经营与采访，关乎记者的生存环境；从社会关注度而言，被采访对象如何认识正当的采访要求，关乎记者的职业氛围。

　　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，记者这个群体发挥着不可估量的特殊作用，他们也感觉到民众的热切期待和国家的重视，有关部门也正在为这个职业的法律环境建设做着不懈努力。  

　　在第八个记者节到来之前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法律顾问、资深媒体人徐迅，指导学生完成了对700例新闻侵权案例的分析和论证。根据分析结果，她告诉本报记者，涉及侵害他人名誉权、隐私权、肖像权，并承担民事责任的案例占最大比例，其中有5个案例涉嫌诽谤罪和侵害他人商品信誉罪，并最终获刑，获得实刑即有期徒刑的只有一例，其他均以剥夺政治权利或罚金等附加刑形式出现。

　　可以说，这些案例给记者职业涂上了一层灰影，但徐迅认为，通过对这些案例的分析，可以让从事记者职业的人们明白，自己面临的最大“法律雷区”在哪里，并借前车之鉴，自律自省。

　　侵害他人名誉权成为最大雷区

　　当前还有极少报道中，使用这样的词汇———禽兽。当一个记者发现比如教师强奸女学生、养父强奸养女等新闻线索时，就在前面挂上“禽兽”二字，以表示义愤填膺的情绪。也因此，在发生的诸多新闻侵权的案例当中，类似于写上“禽兽”等侮辱他人人格的案例，占了很大比重。

　　徐迅说：“我总结新闻侵权就四个字：侮辱和失实。人格尊严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人权在民法中包括姓名权、名誉权、肖像权、隐私权和信用权，侵犯其中任何一项权利，都可能构成新闻侵权。”

　　随着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加强和新闻从业人员素质的提高，文章中的侮辱性言辞越来越少。但是诸如“禽兽”这样的用语还是时有发生。徐迅根据研究举例说，媒体对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或者所谓“坏人”的描述，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大致有：“恶棍、流氓、娼妓、骗子、疯子、暴徒、强盗、奴才、走狗、歹徒、无赖、吸血鬼、大草包、无耻之徒、色狼等等”。

　　侵害他人名誉权的第二个行为就是失实报道，这也是发生频率最高的一种新闻侵权形式之一。在总结大量案例后，徐迅分析认为，失实报道可分为以下几种方式：虚假报道、基本内容失实、大部分内容失实、部分内容失实和主体错误报道等几种类型。

　　在这些失实报道中，虚假报道的危害程度最大。

　　比如，某媒体曾经采访体操运动员刘璇的母亲，在配发的照片下标注照片上的人物为刘璇的母亲和父亲。随后，刘璇母亲起诉了这家媒体，因为照片上与她合影的人，根本不是刘璇的父亲。徐迅说：“像类似的案例，有的虚假报道甚至是对人全面的否定和伤害”。

　　侵害隐私权成为第二大“雷区”

　　隐私权是什么？按照现有的法律规定，隐私权可以分为法定的和酌定的。法定的隐私包括住宅、邮电通讯、婚姻状况、两性关系、伤痛疾病、收养秘密、个人储蓄、未成年人犯罪、家庭及私人的单项资料、艾滋病等。学界普遍观点认为，隐私的范围包括私人信息、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，禁止以窥视、窃听、刺探、披露的方式侵害他人隐私。

　　作为媒体记者，最容易犯的错误是对未成年人健康、犯罪等信息的披露。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，任何人、任何组织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隐私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得更为详细：未成年人犯罪案件、新闻报道、影视节目、公开出版物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、住所、照片以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。

　　除了对未成年人的保护，在报道中应当注意以外，徐迅认为，记者采访中经常应用的两种方式：暗访和偷拍，它们最大的法律陷阱就是隐私权的问题。因为暗访和偷拍剥夺了被采访人对于个人信息的决定权和控制权。

　　徐迅也认为，隐私不是不可以披露，但征求当事人同意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为原则。

　　踏进“雷区”就要付出代价，除了民事责任，比如停止侵害、赔礼道歉、消除影响、赔偿损失等责任形式以外，还可能承担刑事责任，徐迅说：“根据我国已有案例，与记者密切相关的两种罪名是：诽谤罪和侵犯他人商业信誉罪”。

　　在她搜集的案例中，有5起案件，媒体记者或者作者承担了刑事责任。其中一起涉嫌诽谤罪，最终被法院判决诽谤罪，两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和一年半。还有一起，是今年8月12日，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“纸箱馅包子”虚假新闻炮制者訾北佳涉嫌损害商品声誉案，訾北佳因犯损害商品声誉罪，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年。

　　职务犯罪等形态成为第三大“雷区”

　　湖南师范大学知名新闻学学者魏剑美和记者出身的知名律师周泽，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，针对“记者是否拥有权力”这个话题，都表达了这样的观点：记者的采访权和舆论监督权，实质上是一种公民权利的体现，是“权利”而不是“权力”。

　　然而，他们也并不否认，现实中，媒体、记者对采访权和舆论监督权的应用，又蒙上了一种“权力”的特征。而一旦出现了“权力”的特征，对于极少数职业道德差的媒体从业人员来讲，就可能借此寻租。

　　寻租者东窗事发后，往往要面对“受贿罪”和“敲诈勒索罪”的指控，而身陷囹圄。虽然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法律顾问徐迅认为，这两种罪名和记者本身职业没有特征性的联系，因为它们更多指向公务人员和其他非记者的社会普通主体，但是，她也并不否认，这两种罪名，目前而言，在记者的队伍里呈高发状态。

　　在网络上搜索“记者”、“敲诈勒索”两个关键词，绝大部分是假冒记者犯下的罪行。但是其中也不乏真正的媒体记者。

　　比如，近日，在北京朝阳区法院，某报记者熊某和原同事茅某因敲诈勒索罪，被一审分别判处有期徒刑3年半。据检察机关指控，熊某在某报担任记者期间，曾以报道负面新闻相要挟，索要钱款，两次累计达到40万元。本案因当事人不服，正在上诉期间。

　　而若在网络点击“记者”、“受贿罪”两个关键词，也不乏案例。比如，今年4月份，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某报原浙江记者站站长孟某作出二审判决：孟某犯受贿罪，终审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。判决书表述，新闻媒体履行的是国家赋予的对社会的舆论监督权，媒体舆论监督权是一种公共权力，孟某作为新闻媒体的记者，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向被批评报道的有关单位索取财物，符合受贿罪的犯罪构成要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