事实上，我国很多地方的政法机关基建时都凑在一起，成为双重意义上的“左邻右舍”。在一些县区，从各个大门出来的人们，时常结伴去踢球，去喝酒。

　　检察院担负着法律监督职责，要睁大眼睛紧盯被监督对象。可是，对“左邻右舍”能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？

　　2007年的这个炎热夏季，陕西省延安市检察系统面临换届，一批老同志即将告别检察长的岗位。在多年辛勤付出之后，如今就要漂亮“转身”之际，老检察长们敞开了心扉，道出多年沉淀心底的喜、忧、怒———话题多涉及法律监督。

　　“才逮了个副职，一把手来了我也逮！”

　　　袁新，志丹县检察院检察长，是位红军之后。此人在地方威信甚高，换届在即，各方挽其留任呼声不绝。眼睛笑得眯成一条缝，是老袁的招牌表情。你想像不来，老袁也有雷霆之怒。

　　【老袁的讲述】我们这儿有油井。油井“伴生”几只“油耗子”，时常趁着月黑风高，拉个编织袋来偷原油。对这种人我们都恨，油井的人更是恨上加恨。可是再恨，也不能乱来。

　　2003年一天，有个人路过油井，被井上的人揪住，撂倒在地。打人者名叫巴图，公开承认：“人是我打的，我还以为他来偷油哩！”

　　巧的是，被打的人并非是来偷油的。眼见着他出的气多，进的气少，企业公安还是不放人。县公安局出警，要带走打人者和被打者，竟被团团围住，警车被砸。企业公安的一个副局长喊：“人，坚决不能让带走！”

　　被打者最终死了。

　　打人者巴图一走了之，县公安局的民警甚至拿不到他的照片，通缉难度极大。这个企业公安的副局长涉嫌包庇罪，检察院决定依法逮捕。

　　当夜，有人找到我，许愿给检察院赞助50万元，或者赞助一辆高档越野车。当然有条件：不要逮捕那个副局长了。

　　当然，那人在我这里碰了一鼻子灰。

　　情形就此大变。第二天，企业代表到县公安局提出申请，说要组织800人到县城游行。申请没被批准。

　　紧接着，来自省里的、北京的电话、批件一个接着一个。有的领导说得模棱两可：“如何处理此事，是对地方执政能力的一次考验。”有的就没有那么客气了：“你平常处事很慎重的嘛，咋就逮了人家副局长？”听到这话，我一时压不住火：“老百姓一条人命哩，才逮了个副职，他一把手来了我也逮！”

　　好在县委、县政府了解事情的原委，积极向上级汇报，各种干预慢慢减少。

　　这案子，现在看来是“小产”了———为啥？巴图没有到案，那个副局长又查出患有严重的心脏病，如今在北京治疗呢，我们也去看过，确实做了两次手术了。

　　“我睁着一只眼，可另一只眼闭不上！”

　　师清泉，甘泉县检察院检察长。此公底气甚足，他在院子里介绍情况，百米开外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。“要从群众的一声议论、一句牢骚、一条信息里捕捉案件线索。”师清泉经常这样提醒甘泉县的检察官们。

　　【老师的讲述】陕北地阔，人稀，人就讲究亲情。可这亲情二字，也是一道坎，不少人过不了这道坎，包括一些民警。

　　有个小偷，在安塞县作了案，跑到甘泉县，还是“闲”不住，又偷，结果被抓。这是2005年的事，本来是安塞县公安局在办的案子，甘泉县公安局可能觉得人是在甘泉抓的，就将案子要到甘泉来办。

　　小偷的家属慌了，四处托人说情。你别说，还真让他们找见一个“得力”的人，谁？刑警大队一个姓刘的负责人，细算起来，两家还是姑表亲戚哩。

　　亲戚哪儿是白认的？刑警队这个刘姓负责人，给案件承办人张某打了个招呼。张某“一点就透”，向局里主管局长汇报：这个人的主案是在安塞作的，案情在甘泉落不实；当初咱们从安塞公安局要来的案子，现在移交过去吧，人家又不接受。主管局长出差在外，电话里听说还有一条：案子时限快满了，证据又拿不到，就同意放人。

　　县城小，藏不住个事。刑警队私放嫌疑人，消息很快传到检察院，我们立马查办。

　　现在想来，当时真像一把盐粒撒进热油锅里，闹得沸反盈天。公安局的熟人撞进我办公室，吼：“都是政法机关的，自己人咋还弄自己人哩？”县里也有领导出来说话了：“你睁一只眼，闭一只眼，就过去了。老刘也是正科级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。”我说：“那可不行，我睁着一只眼，可另一只眼闭不上。”

　　咱监督人家，一定得讲证据。我让副检察长冯海龙带人调查取证，结果，所有证据显示，刑警队的两个人确实徇私枉法了。这案子办得铁，知道的人全都心服口服。案子移送起诉期间，两个刑警主动写下悔罪书。

　　最终，小偷被判3年有期徒刑。那俩刑警被判徇私枉法罪，免予刑事处分。这案子震动大，好些人跟我聊，说检察院立起一面镜子，可不能犯那错。总算达到教育目的了！

　　“办就办个‘车倒牛卧下’，和稀泥算什么？”

　　　　程文贵，安塞县检察院检察长。标准的陕北汉子，擂起鼓来，挥起镲来，“咚咚锵锵”震撼人心。他天天挤时间练书法，最爱写“爱莲说”……

　　【老程的讲述】一个县检察院，其实跟一个人一样，也要讲生存环境。就这么大个县城，成天剑拔弩张，还咋“活”人呀？我们与公安，那是既监督又配合，讲究形成合力；与法院，我们提前介入，提出量刑建议。你看，这么多年来，安塞县没有一起抗诉案件。所以我跟我们的检察官说：“多一点人来人往，少一点文来文往。”

　　可是，我也经历过一桩糟心的监督案。

　　外县有个法庭，聘了个高中学生做饭。有一天，一个农民上门告状，说某人欠他2000元钱不还，中间还有个担保人，希望法庭能判让担保人还钱。那个做饭的高中学生就制好了判决书，庭长签了字。过了几日，法庭几个人开着车去担保人家里执行判决。

　　担保人不在，只有儿子、儿媳在家，与法庭的人吵了起来。法庭的人摸出铐子，压住儿媳铐了。一个围观的人连忙喊：“可不敢铐，小心这媳妇流产了，人家可是多少年怀不上娃的。”法庭的人一听，赶忙开铐子，只来得及开了一半，那媳妇舞着扎着铐子的手，躲进窑里，关紧窑门，大骂起来。

　　围观的越来越多，法庭的人一时难以脱身。后来，县法院来人支援，将担保人儿媳司法拘留。

　　次日，这儿媳流产。当地公安局调查的结果是：戴手铐过猛导致流产。担保者儿子就去检察院告状。案子被指定到安塞县检察院办理。

　　安塞的监督案子少，按说这次增加案源，是个好事。可我的感觉是“吃素的拾得个羊蹄蹄”，扔不得，又拿不得。为啥？上级光给了个案子，但没人到案，“帽子底下没有人”嘛！

　　我吃透案情，与法院院长协商，看外县那个法庭的人这样办案，够罪不？能判下来不？院长详细听罢，说“没问题”，我才下决心逮人。

　　逮人的当天晚上，市里来了好些人，要求放人。我说那不行，一切得按法律程序办。

　　开庭时，说是公开开庭，旁听的却没有一个老百姓。为啥？外县法官来得多，审判庭挤满了。

　　县法院传来消息说，可能要判无罪，我还不信，因为证据很清楚。果然，法庭的人一审判了无罪。市检察院抗诉，市中院二审仍然判决无罪。

　　这时，外县的那几个法官已经关了83天，他们要求我们安塞检察院赔偿。我说：“关你们83天，我觉得这本身就是社会的进步！你们不分青红皂白，铐人家老百姓的时候，咋不想想后果？”

　　市中院立了这起赔偿案。

　　我火了：“办就办个车倒牛卧下！”马上向县委、县人大和市检察院汇报，一些市人大代表听说了案情，也准备在人代会上就此案提出质询。

　　后来，上级领导出面了，最终，赔偿案不了了之，“和了稀泥”。

　　至今，一提起这事，我心里还疙里疙瘩的。为甚？窝囊啊，老百姓受了冤屈，咱没给人家伸张正义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