按劳分配原则被改成按身份分配，这就是我国相当一部分用人单位的现状，而且这种现象多存在于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，政府机关也存在。实际上，国际劳工组织大会早在1951年就通过了同工同酬公约，我国1994年制订的劳动法也规定了同工同酬的按劳分配制度，然而在我们的企事业单位甚至政府部门却在按身份分配，这不能不说是政府的尴尬，不能不说是对法律的羞辱。当法律遭遇政府等强势部门的执行困局时，谁还能保证法律不会变成“白条”？

　　有人说，劳动法虽然规定了同工同酬，但在具体的实施中还缺少详细、可操作性的规定，加之体制转轨还不到位，法律法规不够完善，还无法同工同酬。这或许是事实，但是连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都不执行法律的规定，那是只缺少可操作性的问题吗？那只是体制和法律的问题吗？不难发现，这其中主要还是缺乏执行力的问题。

　　明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劳动合同法不仅规定，单位迟迟不给签劳动合同将赔付双倍工资，而且对同工同酬也作了明确的规定。本来这是好事，但是我们不得不“警惕劳动合同法遭遇执行困局”，因为如果政府没有强有力的执行力，如果政府不为劳动合同法保驾护航，那同工同酬可能还只是劳动者的一种梦想。

　　也许政府部门不爱听这种话，一项法律还没有实施，你怎么就“唱反调”呢？其实，笔者不是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。第一、一些政府部门和中央级媒体都按身份分配，我们能指望劳动合同法一实行就能自然同工同酬吗？第二、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调研的43家大型国有企业，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同工不同酬现象，我们能指望劳动合同法一实行就能自然同工同酬吗？第三、目前同工同酬还没有“一步取齐”的意思，因为怕降低高收入者收入影响稳定，怕提高低收入者收入不符合岗位的实际价值，所谓按劳分配还没有提到“议事日程”上，我们能指望劳动合同法一实行就能自然同工同酬吗？

　　那么，为什么同工同酬迟迟不能变成现实呢？有人总爱说是体制和法律的问题，其实那是在为政府推卸责任。有些人特别爱说“与世界接轨”，凡是从百姓兜里掏钱就与国际接轨，如同工同酬要给弱势者钱就不与世界接轨，谁能说政府没有责任？凡“让穷于富”的事情都能实现，如“让富于穷”的事情则拖拖拉拉或干脆不为，谁能说政府没有责任？政府的执行力本不该有选择性，而现在一些政府的执行力却偏向强势富人，开发商想办的事情能办成，被拆迁户想办的事情就办不成，谁能说政府没有责任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