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一直犹豫，要不要告诉大家另一个真实的郑板桥，因为我坚信，大多数人与我一样，都一直将这位“扬州八怪”之一视为傲骨铮铮、极具操守的文化名流，甚至奉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道德楷模。但是，当我越来越多地接触到有关板桥的史料之后，我觉得，应该是言说真相的时候了。

　　在四十四岁之前，郑板桥的生活几乎不值一提。作为一个来自江苏兴化乡村的文艺
青年，他一直靠读书和卖画混迹于扬州一带，日子过得相当清苦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是“实救困贫，托名风雅”。尽管三十三岁那年，他曾为改变处境而出游北京，也结识了诸如康熙皇子、慎郡王允禧(即紫琼崖主人)等社会名流，但终因自己默默无闻而收效甚微。四十岁时，郑板桥赴南京参加乡试，中得举人，顿时心中狂喜，并作诗《得南捷音》自我祝贺了一番，以为从此可以平步青云，挤入上流社会。谁知在那“三年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”的清末官场上，所有官位早已排满，根本轮不到他郑某人。于是，他只好再度发奋苦学，终于在四年后考中进士。为此，他特作《秋葵石笋图》一幅并题诗曰：“我亦终葵称进士，相随丹桂状元郎”，喜悦之情，可谓溢于言表。

　　但命运并没有立即为他开启绿灯，他依旧被拒之于上流社会之外。这时的板桥，除了愤世嫉俗、痛诟时弊之外，只好再度赴京，以图仕进。他随身携带着那份“赐进士出身”的证明，又是找人又是托关系，整整在京城活动了一年，仍然无功而返。这次求职的失败，对板桥是个巨大的打击，也迫使他全面反思自己的人生哲学。从此之后，郑板桥便开始频频巴结于达官权贵，巨富名流。由于当时的扬州处于江南的商业中心，不仅巨贾云集，而且高官极多，客观上为板桥的奉迎行为提供了良好的环境。如同大多数文人一样，郑板桥的奉迎方式当然也是四处献诗。如今，在他诗集里就有一大批谄媚之作，像《上江南大方伯晏老夫子》、《谢大中丞尹年伯赠帛》、《读昌黎上宰相书因呈执政》、《送都转运卢公四首》之类，均作于此时。尤其是面对淮南监运使卢见曾——这位当时扬州的实权派人物之一时，奉迎之态，几近献媚。凑巧的是，这位权倾一方的监运使也是个喜欢舞文弄墨的诗人。于是，郑板桥无不肉麻地在诗中将卢大人比作李白与杜甫，甚至对卢的家世也吹捧了一番，最后当然不忘婉转地提到自己的不幸现状。遗憾的是，郑板桥还没有等到任何收获，卢见曾却因江南盐政案而被捕砍头。

　　1741年，已经49岁的郑板桥只好再度入京，侯补官缺。几经周折，这次他终于受到慎郡王允禧的礼诚款待。第二年，郑便获山东范县令一职。为了感激慎郡王，郑板桥不仅张罗着为他编刻诗集《随猎诗草》和《花间堂诗草》，还亲自为之撰写跋文，并在跋文中将这位二十多岁的年轻诗人与杜甫、韩愈、王维、杜牧、韦应物以及岳飞相提并论。颇有意味的是，郑板桥走马上任之后，常常不顾大清律令，根本不与中央保持一致，有时甚至动用类似于“杀富济贫”的方式，大力彰显所谓“得志则泽加于民”的亲民思想。如此一来，自然深得百姓喜爱。而暗地里，他却过着“拾来旧稿花前改，种得新蔬雨后肥”的悠闲生活。在为官十二年里，他为自己编定、刻印了一整套诗集，还写了《潍县竹枝词》等大量新作，至于书画，更是不计其数。这不能不让人怀疑，他在为民谋福上究竟投入了多少精力。

　　这就是郑板桥，一个常常以兰、竹、石自喻的江南文人。他看似倔强不驯，推崇“糊涂”哲学，其实自己却从不糊涂，而且始终保持着异常狡猾的世俗心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