就这样，4月2日下午，在北京市顺义区法院李遂镇法庭，一场“平民调解”开始了。

　　如果不知道内情，肯定会误以为这里是饭店的雅间。

　　但这里没有饭菜，能够有的，就是发牢骚、发牢骚，然后还是发牢骚。

　　老任静静地听着，默默地画着。法官们远远地离开。庭长老付(付全利)不时到门口转悠一圈，怕有什么意外，但没有进来，也不会进来。

　　在这里，调解员可以随便说，甚至可以出些“脏口”，当事人更可以随便说，不解气，互相指责着，甚至又哭又闹、大骂一顿也可以。

　　“哭和闹？这还是小意思，甚至有不服法院判决，骂法官‘天下乌鸦一般黑’的人都有。但是不管说什么，你得静下心来听。”老任说得很认真。

　　这是个什么地方呢？老付说，这就是顺义法院试点推行一年的“平民调解室”。老百姓们则说，这是一个让他们能在法院“发牢骚”、“倾诉”甚至可以骂人解恨的“好地方”。

　　算起来，这儿还真是全国首创。

初衷

　　对于只有三名法官的李遂法庭，要想在本职工作范围内落实“构建和谐社会”的目标，任务有点重，但又是必须做的，而且还要做出实效。怎么做？庭长老付开始分析起来。

　　法庭辖区的三个乡镇，地处顺义城区东南部，农业人口占九成以上。绝大部分居民仍然习惯于“日出而耕，日落而息”。这样的经济条件和生活习惯，决定了法庭受案范围很大一部分是继承、赡养等婚姻家庭纠纷，宅基地、过道等相邻关系纠纷，以及小标的额的借贷纠纷等等。

　　这些案件案情往往很简单，但对于每天“抬头不见低头见”的村民而言，却又是复杂的。

　　老付刚到李遂法庭的时候，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。每隔一段时间，就有一位60多岁的老人到法庭来，然后放下一些米面和蜂窝煤就走。其他法官告诉老付，这个事情已经持续了十几年了。

　　原来，那位60多岁的老人，曾经被他的母亲因赡养问题告到法庭。赡养老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于是法庭很快就作出了判决。案子结了，剩下的就是执行问题。但接下来的麻烦却大了：“你们法官不是判了吗？我也遵照执行。判决书上只说我要多长时间给母亲多少米面、蜂窝煤，但没说送到哪里。”倔强的儿子按照判决的时间，定期把需要提供的赡养物品送到法庭，然后法官再送到他母亲家。

　　十几年如一日，现在那位老母亲已经90多岁了，而送执行物的法官也换了一茬又一茬。

　　从事了将近20年民事审判工作的老付，对此有着自己深刻的分析。他说，其实那位儿子不完全是对法庭有意见，主要是对他母亲的意见：“什么方式不能解决？为什么母亲非得把自己告上法庭呢？！太丢人了！既然这样，我就永远不再进你家门，母子关系一刀两断。”老付说，这就是农民的特点，思想朴实但又爱“认死理”。其实，“这些案件的当事人之间并非积怨很深，相反，在纠纷发生前却有着较好的感情基础，往往是一时义愤、一怒之下而引发纠纷，绝大部分矛盾具有较大的可调和性”。

　　但老百姓们与法官有着天然的对抗情绪。如果严格按照法庭调查、辩论等法定程序，当事人经过对簿公堂、一番唇枪舌剑之后，虽然从法律上分清了责任，但必然减弱矛盾的可调和性，还可能导致矛盾的尖锐化。农村是一个典型的“熟人社会”，在这里，不能否认，法律的作用非常有限。规范人们行为的，往往是人情面子等口舌相传、自发形成的乡规民俗。

　　如果法官仅仅是一判了之，而当事人却要带着加深的矛盾回到共同生活的圈子，难免因碍于面子、不服气、想不开等原因，引发新的矛盾，甚至引发治安、刑事等恶性案件。

　　如何在案件审理前后，给当事人找到一个“出气”的场所呢？老付灵机一动。

尝试

　　调解无疑成为彻底解决案件的最好方式。

　　但老付在分析了一年多来的案件后发现，其中法官参与调解案件，成功率不是很高。是法官不认真负责？不是。是案件过于复杂？不是。

　　是什么呢？是法官与当事人之间的距离。一是语言上的距离。法官往往使用法言法语，这一方面处于其自身的职业习惯，也处于职业准则的要求；而老百姓则更习惯于“用自己的语言”，他们很可能对法言法语根本不懂。另外就是身份上的距离。当事人总会在潜意识里觉得，法官代表强制力，是“官”，自己是“民”，结果就是当事人有话不敢说。

　　更为主要的是当事人对法官的“合理怀疑”。法官在主持调解的过程中，往往需要提出自己的合理合法的建议，如果双方当事人都接受，当然皆大欢喜。但是有一方反对，那么就要判决，而判决的结果又往往与调解意见相同或近似，这无疑会让当事人对法官产生“合理怀疑”：你是不是故意偏袒、徇私枉法了？

　　老付找到老任和老曾(曾繁昌)。老任是法庭辖区北务镇以前的副镇长，在乡村，从事了几十年的民调工作。老曾也有类似的经历。

　　三个人一拍即合。于是一个由老任和老曾参与的“平民调解室”成立了。

　　调解室开在什么地方呢？一开始，老付决定放在审判庭里。老任或者老曾坐在审判台后，接受调解的当事人分坐在原被告席上。

　　这样的效果很不好。不仅老任和老曾觉得别扭，当事人更觉得别扭。既然是“平民调解”，从形式上看跟开庭没什么区别，有点不伦不类。

　　老付又灵机一动。他在法庭办公楼的一层，专门开出了一间屋子，还让人把屋子刷成浅浅的粉红色。又让人在左右墙面上分别贴上“海报”：纠缠、纠纷、纠诉———伤心；和谐、和睦、和气———舒心。又在门内侧贴上三个大字：和为贵。

　　然后，老付又找来一张普通人家吃饭用的圆桌，铺上台布，在桌子中间放了一盆黄色的绢花和一个烟灰缸。再买了台净水器和一次性纸杯，以及几把普通的木椅子。布置完毕，大家还以为老付要在这个地方给当事人“开小灶”。

　　“开小灶就开小灶吧，但不是管他们吃饭，而是管他们解下思想包袱。”老付说。

倾诉

　　4月2日下午，九成和九文兄弟两个走进“平民调解室”，随便坐下。老任也跟进来，随便坐下。

　　弟弟九成是原告，哥哥九文是被告，他们只为了一点小事。九成说，是哥哥在去年侵占了他20公分的宅基地。今年3月份，九成在自家修建院墙时，九文阻拦。“这叫侵权，所以我把哥哥告上法庭。”

　　双方开了一次庭，但还是有些分歧。为了更好地解决双方的矛盾，不至于落下积怨，老付决定把这个案子交给“平民调解室”。

　　一开始，兄弟两个脸上都带着怨气。你一言我一语地争论，声音也越来越大。老任一直没说话，只是拿笔在纸上画着双方争执问题的图解。他一边儿画着，一边儿听着。画完了，也就听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

　　老任对记者说：“你得让他们说，不要限制他们。但这在法庭上一般做不到。因为他们所说的内容很可能跑题。但你别觉得是跑题，这些内容往往是一些与案件实质有着千丝万缕感情联系。他们自己能说透了最好，说不透的，我再参与。”

　　“还有没有别的问题。”老任开始说话了，“都是亲兄热弟，一个爹妈。这点事都解决不了的话，村里人不笑话啊？”

　　九成和九文的声音逐渐小下来。老任把画好的图纸摆在兄弟两个面前，把他们矛盾的焦点逐次再画好，说：“是不是就这些矛盾啊？”双方表示认可。老任在九文侵占九成宅基地的图纸上，先是画了两点，再连接为一条直线，然后说：“九文按照这样，把房后散水的面积减少点，行不行？九成也别再拦着九文修院墙了。”

　　双方不再争论。沉默一会儿后，九成表示同意。九文继续补充说：“我修院墙的时候，得直接找你，别人不能管。”九成也同意了。

　　如此简单，问题解决了。记者问九成：“你们的矛盾闹了多长时间了？”九成说：“矛盾？我们没矛盾啊。”

　　老付总结说，这样的案子判起来也简单，但是案结，事不一定能了。“如果双方都执行判决还好，但是不遵守的话，新矛盾可能就会产生。法院去强制执行的话，一个可以预期的后果是，这亲兄弟两个也许就此不再往来。”

　　“这起案件比较文明，当事人双方都懂事。”老任回忆说：“去年的一起赡养案件，场面就很激烈。”

　　刘老汉有三个女儿，一个儿子。可老汉轮流住在女儿家。这按照农村的习俗，有点不正常。住着住着，三个女儿有些不甘心了，因为弟弟一分钱赡养费也不给刘老汉。

　　三个姐姐一纸诉状起诉了弟弟。就在平民调解室，刘老汉、他的三个女儿还有儿子，全部到场。三个姐姐你一言我一语指责弟弟“耳根子软”、“妻管严”。弟弟则指责姐姐们，教唆父亲告他。刘老汉儿媳妇的到场，让场面更加尴尬起来，双方几乎破口大骂起来。刘老汉在一旁默默地抽着烟。

　　老任此时说话了：“你们骂完没有？都是一个娘肠子爬出来的，怎么一个个跟仇人一样？！羊肉贴不到狗身上，就这么点事，说开了不就完了。你们的娘都去世了，还想把你们的爹再气死？！”

　　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宣泄，和老任的教训下，当事人几方终于稍微平静下来。随后，老任语气缓和下来，苦口婆心地讲起自己如何赡养五个长辈的事情。

　　“我讲的我的事情，他们都听说过。”老任的现身说法很奏效。又经过几个回合的调解，双方都缓和下来，最终达成了如何赡养刘老汉的方案。

　　老付说，不管是九文兄弟的事情，还是刘老汉家的事情，都不可能让他们在法庭上胡搅，或者漫无目的、无休止地争论。法庭是庄严的，但庄严的另一面压制了当事人情绪的宣泄。法庭不可能两全其美，但在平民调解室里，这些却可以实现，是对法庭功能的重要补充。

　　除了刘老汉和九文兄弟的案件外，平民调解室还有一项更为重要的功能。就是，在这里可以发泄对法院判决的不满。如果百姓对法律的公正理解上存在偏差，就极容易导致涉诉上访事件的发生。

　　“如果有人觉得判决不公。当事人可以到调解室发泄。”老任说，他经常听到当事人对法官的谩骂，甚至是侮辱，但把调解室的门一关，老任就变成了被发泄的对象，他依旧保持耐心“听讲”的作风。等对方词语穷尽了，老任就会一点一点地帮助当事人分析，绝大部分当事人在听完老任口语化的法律普及后，都表示了认可。

　　调解室的布局缓解了当事人的心理压力，可以宣泄的条件让当事人得到了心理的满足，调解员们俚言俗语的正确运用拉近了和当事人之间的距离。

　　但如果这些用在法院法庭和法官身上，却是不可能的。顺义法院主管民事的副院长龚东升诙谐地举例说：“很多赡养案件中，子女对父母有很大怨气。要是适用平民调解的话，老任可以问：‘你没父母啊’。如果对方一时气愤地回答：‘没有’。老任就可以说：‘你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啊？’当事人可能没有什么反应。但法官在法庭上要这样说，当事人轻则还嘴重则投诉，法官要受处分的。”

任志全在“倾诉室”里主持调解

将来

　　当初成立“平民调解室”，老付和老任、老曾一拍即合，说起来简单，其实，老付说，他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深思熟虑的。因为调解员的素质直接关乎着这个调解室的成败。

　　“平民调解室”的重心就是“平民”二字。目的就是让当事人感觉到地位的平等。因此，调解员必须来自“平民”。然而，不是所有“平民”都能胜任这一工作。

　　龚东升副院长说：“当初在考察调解员时，院里提出了几个条件：首先是要身体健康，有充足的精力；其次，在具备一定法律知识能够依法调解的前提下，还更要懂得当地的风土人情、风俗习惯，了解当事人的心理；就调解员本人而言，要知民情、晓民意。”

　　除了可以“自由倾诉”的特征外，“平民调解”区别于其他调解制度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，具备法律上的可执行性。

　　也就是说，在平民调解员的调解下，如果双方达成调解协议，依法由本案的书记员将其达成的调解协议制作调解笔录，由审判员审核确认后，制作调解书，并在3日内送达当事人。同时还会告知当事人，如果一方不履行义务时，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等相关权利义务。

　　记者在调查中发现，老任在距离法庭较远的北务镇居住，每次调解要自己开车过来。而老曾，在更远的顺义城区居住，每次得坐公交车过来。而给他们的补助仅是，每成功一起案件50元。但老付说，老任和老曾从来没有向他提过补助的问题。老任自己解释说：“什么钱不钱的，我们都有这个爱好和激情。”

　　然而，爱好是不能解决这项制度的可持续性问题的。

　　龚东升副院长最后对记者说：“今年，这项平民调解制度将在全区四个派出法庭进行推广。这项制度得到了当地百姓的赞同。一旦平民调解制度推广，就需要制度和机制的确立。其中重要一项就是要争取财政的支持。我想只要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，是没有问题的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