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《办法》出台前后发生的变化，火厂坪镇火厂坪居委会主任赵艳群的直观印象是，“以前青年伢子‘试试’毒品的越来越多，当地发生的抢劫偷盗案件也多。现在一部分瘾君子跑到外面去了，有才吸了一两次的就下狠心戒掉了，当地吸毒的从十几人只剩下四五个了。”

▲身患尿毒症的陈石桥，在邵东县看守所得到了系统医治

　　2008年3月21日，星期五。
　　下午两点，身穿“黄马甲”的陈石桥例行走进病房，躺在洁白温暖的棉被中，习惯性地伸出左手，等待医生把针管扎进自己的静脉，开始每两个礼拜一次的透析。几分钟后，在守候医生的旁边，伴着透析机催眠曲一般微弱的“嗡嗡”声，安静的病房里，响起了鼾声。若不是“黄马甲”上印有醒目的“邵东县看守所”几个黑色大字，以及窗外的高墙和岗楼里持枪的武警，否则无法让人相信，这个正在熟睡的尿毒症病人，会是一个贩卖毒品的罪犯。
　　在这个看所守里享有这种特殊待遇的，除陈石桥外，还有禹松柏、雷彩华等13名“病号”。说到特殊，不仅仅因为他们的身份。更为人所关注的是，为他们这些罪犯治病的费用，来自财政拨款。
　　罪犯治病，政府买单。去年中旬，湖南省邵东县公、检、法、司首开全国先河，出台了一份《邵东县羁押患有严重疾病的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、罪犯的管理办法》(试行)(以下简称《办法》)，试图在预防重症病人犯罪与保障此类病人的治疗之间，探求一条新路，找到一个平衡。

公开贩毒的病人

　　几个月前，陈石桥和他的13名“病友”，难得有今天这样闲适。当时在邵东的大街小巷上，随时都能看到他们贩卖零包毒品的身影。
　　初中毕业的陈石桥，是火厂坪镇火厂坪居委会新建组人。父亲卧病在床，母亲残疾，老婆丢下只有5岁的女儿离家出走，奶奶、父母和自己三代人全靠吃低保。2006年初，他发现身上肿胀无力，到邵阳和长沙检查后，才知道患上了尿毒症。而为了治病，一个星期必需两次透析，每次400元，一个月要花费3000元左右。因为家里无力支付这么大的开支，为了筹钱治病，去年四月份，他就开始用手机联系“货源”，在自家附近贩卖。
　　“第一天才卖了两小包，每包30元到50元，只赚了10多元。但以后最多时一天能卖10多包，嫌一两百元，最少时也能赚五六十元，遇到没钱的也赊账。”谈到当初的生意，陈石桥记得很清楚。
　　家住邵东县仙槎桥的雷彩华，是三个姐妹的老大，上有80多岁的老父母，下有刚上初中就辍学在家的孩子。以前，她在县城开设了五金店，生意还算红火。数年前，患上尿毒症后，每天的治疗费要三四百元，在花尽积蓄后，丈夫便独自外出打工了，留下她与孩子相依为命。自己店铺无人照料，生意一落千丈。“丈夫又不要我了，我只能靠自己了。”为了治病，经人介绍，雷彩华走上了贩毒之路，把每天的“收入”用来治病。
　　前年12月份，她因贩毒被抓，后来保外就医，但没过多久，她又继续贩毒。“每天400元的医药费，医疗保险根本管不上。”雷彩华说，她参加了农村医疗保险，如果到市级医院治疗，每天的费用要三四百元，医保只能报销百分之三四十，如果到医疗条件差的乡镇卫生院，就可以省掉一半的费用。为此，她买药回家治疗，但每天的费用仍然很高，不得不又操起了靠贩毒赚钱治病的老路。
　　不要说家境贫寒的陈石桥、雷彩华，就算是当年火厂坪镇首富的闵新彬，因患尿毒症，在透析花光了家里的几十万元积蓄后，也走上了贩毒治病之路。
　　在乡镇上担任过16年司法调解员的禹松柏，按理说是深知毒品的危害性以及贩毒“后果”的。可七八年前，当禹松柏患上脑溢血，不久又被医院确诊患上了尿毒症时，他“上有70岁的老母亲，下有两个正在读书的孩子”，老婆还在家务农。他每天所需的数百元治疗费用，以他每月700元的工资，不过是杯水车薪，根本入不敷出。在毒贩高利的诱导下，他开始以每包50元的价格购买“白粉”，再以每包70元———80元的价格零卖给“瘾君子”，而所赚来的“毒金”全部用于自己治病。
　　“我贩毒也是没有办法，治病需要钱啊！”49岁的禹松柏说到此处眼含热泪，哽咽无声。

法律面临的尴尬

    “他们(毒贩)就是想借重症病人的特殊身份，遥控操纵贩毒。”
　　邵东县公安局分管禁毒工作的副局长袁双林告诉记者，邵东外流贩毒突出，贩毒分子十分狡猾，他们利用邵东良好的地域交通优势，和人流物流进出频繁这一便利条件，把邵东作为毒品交易的中转站和集散地，尤其是把高危病人作为他们毒品脱手的主要对象。
　　通过调查，袁双林发现，邵东特殊人群贩毒，具有五大特点。一是高危病人贩毒突出。2006年的41名存在贩毒行为的特殊人群中，有38名系尿毒症患者、艾滋病患者和癌症患者，占总人数的92.7%。二是绝大部分以贩毒为业。41名特殊人群中有32名长期频繁贩毒，靠贩毒挣钱养病和生活。三是形成了较大规模零包贩毒网络。高危病人贩毒占据了邵东50%以上的零包贩毒份额，其贩毒行为由地下贩毒逐渐转变为公开贩毒。四是依赖性强。高危病人贩毒与贩毒团伙、毒枭互为需求，互为依赖。五是高危病人呈逐年上升趋势，社会危害性不断增大。
　　而导致上述问题的原因是，由于许多重症病人被抓获判刑后身体状况较差，看守所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》第十条规定，对“患有其他严重疾病，在羁押中可能发生生命危险或者生活不能自理的”不予收押。同样，根据《监狱法》第十七条规定：“监狱应当对交付执行刑罚的罪犯进行身体检查。经检查，被判处无期徒刑、有期徒刑的罪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暂不收监：(一)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；(二)怀孕或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。对前款所列暂不收监的罪犯，应当由交付执行的人民法院决定暂予监外执行。”由以上法律规定可见，重症病人在暂不收监之列，监狱可以据此拒收。
　　监狱这样做，一方面是有法律的明文规定，另一个方面，则是担心一旦出事责任太大。如近期某省一座监狱，在对一名肺结核病罪犯的救治过程中，因其最终死于监狱，监狱领导却被检察机关以涉嫌玩忽职守而追究刑事责任。“因此，在收押问题上，对《监狱法》第十七条‘严重疾病’、‘社会危险性’的界定上，由于法律没有具体解释，监狱与公安存在分歧，以致常常为一个罪犯能否收监需要上层协调。”邵东县公安局长杨修文对此深有体会。
　　眼看把重症毒贩送到劳改农场去，人家拒收，而当他们保外就医后，则认为政府拿自己没有什么办法，便用绝症来做挡箭牌公开贩毒，导致社会上吸毒人员剧增。为维护法津的严肃性，2006年3月，邵东县公安局的法制、报捕、看守所、戒毒所等部门和驻看守所检察人员，为此专门召开了收押重症贩毒病人协调会，最后将9名嫌疑人收押，可却因经济紧张和法律风险太大，这一措施很快流产。导致9名重症病人又重新活跃于街头，操起了零包贩毒的老本行。

《办法》出台前后

　　“一个地方有这样一个重症病人公开贩毒，一条街道或者一个社区，都不得安宁。用老百姓的话说，就是‘救了他一个，祸害千万家’”。
　　杨修文向记者介绍，2004年前，邵东县只有个别的高危病人进行地下零包贩毒，到了同年底，高危病人贩毒骤然增至13名，并且贩毒行为由地下逐渐转为公开。2005年人数急剧上升至25名，2006年人数进一步攀升，增至41名，到2007年中旬达到51名。这些高危病人贩毒成员，由以前集中在县城及周边少数乡镇，逐渐扩散到现在的18个乡镇，占全县26个乡镇的三分之二以上。
　　由于购买方便，导致邵东县吸食毒品在册人数，2006年比2005年又增加43人，高达996人。使邵东县在2003年“摘掉”全国毒品重点整治县的“帽子”后，在2006年底，又面临“重新戴上全国毒品重点整治县的帽子”。
　　“对重症病人公开贩毒，没有过硬的措施来制止肯定不行。但既要防止他们犯罪，又要解决他们看病的问题，实施必要的人道救助，就不是公安一家所能解决的。”
　　为解决长期以来高危病人贩毒抓了放，无法羁押，打击乏力等问题。2007年7月17日，杨修文向邵东县县委县政府提交了相关议案。稍后，邵东县公安局会同县人民法院、检察院、司法局研究下发了《邵东县羁押患有严重疾病的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、罪犯的管理办法》。《办法》中规定，对于上述羁押的特殊对象，进行隔离关押，统一看守；建立羁押有严重疾病的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、罪犯联席会议制度；县看守所里安排一名副所长专门负责“病号”监管工作；对每个羁押对象由县财政划拨医疗、生活保障金每人3万元，设单独账户管理，专款专用，接受相关部门的审计和监督。另外，还为每一名重症人员配备必要的医疗器械和常用药品，并安排专业医生一名。
　　实施《办法》不到半年，邵东县公安机关先后抓获陈石桥、雷彩华等29名患有严重疾病的贩毒犯罪嫌疑人，其中刑事拘留和收监21名(含已死亡2名)，监视居住8名，破获零包贩毒案件49起。
　　“去年下半年有一个尿毒症病人在医院死亡，检察院和法院都知道这个情况，和公安共同挑起了这个担子。否则，你前面为社会解决问题，后面检察来把你抓起来了。谁还敢干？”杨修文说。
　　对敢于这样做的胆量，杨修文的说法是：“重症病毒贩家属能理解，而老百姓没有一个不说好。”
　　“我要感谢政府救了我们，不然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！”满脸感激之情的雷彩华告诉记者。而陈石桥想了半天，只憋出了一句话“好事喽，政府好”。
　　据杨修文介绍，在2007年《办法》出台仅两个月，同比邵东县海洛因吸食人数比2006年下降了20%。对《办法》出台前后发生的变化，火厂坪镇火厂坪居委会主任赵艳群的直观印象是，“以前青年伢子‘试试’毒品的越来越多，当地发生的抢劫偷盗案件也多。现在一部分瘾君子跑到外面去了，有才吸了一两次的就下狠心戒掉了，当地吸毒的从十几人只剩下四五个了”。